你喜欢的事，10年后、20年后、50年后还会继续做吗？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喧嚣和诱惑，我们随时可能会迷茫、会动摇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永远不忘初心。最近，我在一位百岁老人身上，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许渊冲，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，17岁考上西南联大，27岁留学巴黎大学，30岁回国，投身教育。2014年，他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最高荣誉“北极光”奖，并且是这个奖项的亚洲唯一获奖人。而那时距离他从事翻译，已70余年，译著达100余本。他既热衷于将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翻译成英、法文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，也乐于将西方名著，诸如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红与黑》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等译成中文。他翻译的《楚辞》，被美国学者誉为“英美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”，而许渊冲译版《西厢记》则英国被评为“可以和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媲美”。93岁时，老人家说，“在100岁之前，我要翻译完莎士比亚。”采访那天早晨，我们到的时候，许渊冲先生刚刚起床，气定神闲后，开始在卧室里做晨操——年少时从马约翰那里学来，日日如此，一做就是80年。卧室两面墙的立地书架，满满当当地摆放着他的译著，像是战士的功勋墙，又像是镶满坐标的地图，标识这百年的来路。另一侧是书桌，书籍堆成小山，在山与山之间留出一道写作的空隙，放着书稿和与夫人照君的合照。每到夜深人静，疲惫的人们逐渐入睡，许渊冲先生从床上起身，抖擞精神，慢慢悠悠地挪到书桌前，坐定，开始伏案翻译。往往会因为一时兴起，又乘兴而作，一路灯火通明，纸笔沙沙，忙到第二天清晨。起先他仍是写字，后来逐渐眼睛看不清，直接录入电脑。拿着放大镜，看看书，又看看键盘上微小的拼音字母，迟疑着敲两下，又看了看字母，又看了看书。但仍旧不免打错，拉来保姆，一个个校正。每一字都像带着时间和智慧的重量，借着如今时代的科技，忠诚记录着这位百岁老人的思索。从前的故人若仍有幸见到此番场景，大概是称赞中仍藏不住嫉妒的。聊起老先生走上翻译这条路，他兴高采烈地谈起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，恍如昨日。为了追求女生，他把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诗《别丢掉》翻译成英文，送给了那位心仪的女同学。这便是他的翻译才华初现时的故事。最初为了追求美，从此一生追求美，隐约中带着某种宿命似的浪漫色彩。除了像朱自清、钱钟书这样的教授外，学生中的理文法工五堵墙亦有盛名，他们分别是国家核科学事业的开拓者朱光亚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，财政金融泰斗王传纶，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，以及翻译家许渊冲。时值战乱，国家危亡，当时陈纳德率飞虎队来到昆明援华抗日。在欢迎招待会上，大家不知道该如何翻译“三民主义”，许渊冲便当仁不让，站了起来脱口而出：Of the people（民有）, by the people（民治）, for the people（民享）。后来许渊冲被分配到情报科担任翻译工作，虽然不用上前线，但因为翻译文件涉及军事机密，一字之差便是生死攸关。许渊冲却处处细心谨慎，最后因为出色的表现，获得一枚银质飞虎队勋章。聊起青春，老人既激动又羞涩，谈到1942年毕业，他的毕业论文被改编成话剧上演，他是男主角，而与他演对手戏的是梅贻琦的女儿。他手舞足蹈地说着，当时因为身高的问题被女孩子嫌弃，生怕话剧落空。他的身影一瞬间仿佛与80年前那个热烈张扬的“许大炮”重叠在了一起。先生完全投身翻译还是留学回国后，“我是1948年到法国，1958年出了四本书，是全世界唯一的，直到目前还没有人打破纪录。一本中译英，一本中译法，一本法译中，一本英译中，这是1958年的事，1958年杨振宁拿诺贝尔，我出四本书。”杨振宁在他心中一直是一个目标，他不无自豪地拿自己的成绩与老同学比较，又像极了我们上学时暗自较劲的样子。翻译不易，面对的不仅仅是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，背后藏着的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和碰撞。许渊冲就曾跟他的老师钱钟书讨论。钱钟书讲翻译有两种，一种是无色玻璃翻译（直译），一种是有色玻璃翻译（意译）。他说无色玻璃得罪诗，有色玻璃得罪意。他宁愿得罪意，不愿得罪诗。所以他就用无色玻璃。但是许渊冲跟老师恰恰相反，他认为道可道，非常道，翻译之道没有完全还原原文的译文。人也无完人，压根就不存在无色玻璃。比如，他在翻译《静夜思》时，如果采用直译，就是抬头看月，低头想家，外国人完全不懂其诗歌的意境之美以及所传达的内涵。因此他把月光比作了水：“月光明亮如水（a pool of light）”，把思乡的心情描述成：“沉醉在乡愁中的人(drowned in homesickness)”。诸如此类，他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创造性的翻译，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。认同他的，觉得他翻出了美感。不认同的，认为他扭曲了原意。他并非是纯粹只为了追求美感而损失原文意味，而是在充分理解两种文化的基础上，进行文化的搭桥工作。在采访中，他谈到翻译莎士比亚经典名句，to be or not to be。认为朱生豪所翻译的“生存还是毁灭”不符合原文语境。《哈姆雷特》所讲的是自己的父亲被叔叔所害，母亲又被叔叔所占，这段词是哈姆雷特得知真相时个体的心理感受，属于主观问题；而生存与毁灭，多指国家大事，用在这里便不够准确。每当讲到翻译，老人眼睛便亮了起来，嗓门提高，细数那些精妙的翻译，像个小孩子，在人们面前骄傲地炫耀自己的糖果。由于对自身翻译的自信，加上性格直来直去，因言得罪不少人。甚至有人质疑他的翻译抄袭，文章见报，一时哗然。先生最初还为此苦恼，日子长了，倒也逐渐习惯了在这个时代充满争议的生活。慕名拜访者众，窃窃诋毁者亦有。像是被不断反复抛起的硬币，一面刻上赞誉，一面写着质疑，在落地之前，永远不知道这次朝上的是哪一面。但每天雷打不动，翻译一页莎士比亚，夜里兴至则往，兴尽而归。在百岁之际，快马扬鞭，活得像少年恣意，哪里顾得上窗外纷扰。2007年，他检查出了直肠癌，医生判断他最多只剩7年时间。2017年10月在小区附近散步，摔了一跤，住进了医院，很多人担心怕是这次难捱。90多岁高龄时仍能一个健步上车，在小区附近骑行，偶尔碰上院里年轻的小伙子，都忍不住向他称赞。摔了那跤之后，自行车就被锁在车棚，渐渐生灰。甜食的爱好仍保持着，冰箱里常年备着巧克力和点心，用餐时，用刀叉切开了吃，嘴里留甜，心里也能跟着甜一会儿。家里处处仍摆放着两人的合照，从一个屋里走到另一个屋里，桌前、墙上、书架最显眼的位置，哪哪都能见到。曾有人问先生长寿的秘诀，老人笑了笑说：“我就是这样，我不管长寿短寿，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我是尽其所能，得其所好。因为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做喜欢做的事，每天都能把每天的事情做好。这就是幸福。”点击↓↓↓看完整版节目视频
编辑 / 一只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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